前几天偶尔看到《鹿鼎记》中的一个视频片段比较受感触，郑克爽背刺一剑想杀死陈近南，陈近南被刺后折断宝剑控制住了郑克爽，却一掌拍在树上，死前对韦小宝说，“郑王爷以国士待我，我当以国士报之，你不可杀郑克爽为我报仇，破坏为师忠义之名”，然后放过郑克爽死去了。说实话，陈近南死的很憋屈，临死之前这几句话让人心中五味杂陈，究竟是什么让陈近南对郑经做到了这样一步？
陈近南能在死前放过仇人，料想多半和当时社会的文化是有关的，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是阳明学派，陈近南必然受到儒学文化的影响，可这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是阉割过的文化呀，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草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君之以剑刺我心，我待要如何呢？
不知别人什么情况，感觉我在之前受到的教育和陈近南很是相像，在主动接触各家学说之前，身边人的言传身教更多的是要依靠以德报怨的思想去待人接物，九年所授之业从来没有教授进入社会凭什么生存，一些道德束缚更是锁死了不少路，后来主动了解到“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”的态度，生活这才改善了一些。
其实一家之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罢了，人可是个复杂体系，把一个观念从一而终去奉行真的合理吗？只用上述儒家观念去构成一个人的价值观真的适应吗？这个社会是否有只无形的大手在以道德和素养对思想进行束缚，用制度和规则对行为进行约束呢？士为知己者死，听起来好像很宏大，做起来好像很可笑，可偏偏有士肯为知己者死。身死之士就像诈骗局中的被诈人一样，局外之人永远都感觉诈骗的方法很低劣，而局中之人永远蠢的愚不可及，殊不知非是局势使人变蠢，而是蠢人才入局，早有一道无形枷锁把士之死安排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