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坡先生在房屋的左边已收拾出数十亩的荒地，买了一具牛，日日躬耕于此。闲暇时，沉浸于书史中独自快活，自觉比做官要舒服得多，还能避免不少的荒唐事。
元丰四年下半年，黄州的天气极旱，米价飞涨。趁着这几天的一场雨，东坡就带着家人日夜开辟荒地，准备种些小麦。与邻里的农人一起劳作生活，虽然劳苦但非常感到高兴。
在给好友王巩的信中，东坡还告诉王巩，自己甚至想自号“鏖糟陂里陶靖节”。
他还告诉王巩，受自己牵连的王诜驸马已被召唤京师。只是朝廷每月只给他生活费用一百贯，他的女儿时常哭诉，惹得皇帝也动起了恻隐之心。
彦正判官将一把古琴送给了苏东坡，东坡自觉自己素不解弹，就趁海印禅师纪公（纪老）前来黄州拜会自己的机会，让纪老的侍从快弹了几首曲子。
弹过之后，东坡觉得此琴的音质绝妙，是把可以传世的好琴。所以，为了表达对彦正判官的谢意，也为了博得世人一笑，遂作了一道偈子寄给了彦正：
若言琴上有琴声，放在匣中何不鸣？
若言声在指头上，何不于君指上听？
这首偈子，同时也是一首诗。近代有人认为它写出了哲理，有禅偈的机锋，似儿歌的天籁。而清代的纪昀在他的《纪评苏诗》中却认为，此随手写四句，本不是诗，搜辑者强收入集，千古诗集，有此体否？
总之是褒贬不一。
但全诗简单明了，言简意赅，至少能够反映了宋代哲理诗的一些主要特点。
六月二十三，陈慥自岐亭来，这是小陈第二次来黄州拜访东坡，东坡遂将自己所作的《杂书琴事十首》赠给了他。
陈慥这次来，正好苏轼要去祭奠一下自己的老乡任伋（字师中），所以就带他与王齐愈、王齐万、潘丙、古耕道一起会于师中菴。
任伋与其兄任孜，相继举进士中第，知名于当时，眉州人皆敬之，号之“二任”。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在世时，尤其与二人相厚善，因此二人的关系也算是世交了。
特别有缘的是，当苏轼还在凤翔任上，任伋将去赴黄州通判任，当时的苏轼还作诗为其送行。
所以，不管是作为黄州的前任通判，还是眉山老乡，苏轼都要作文与作诗加以祭奠的，
上次送给苏轼天台玉版纸的淮南路转运副使李琮，与东坡一别半年。东坡听说他的夫人去世，本想去信安慰，但又想到没有合适的人去差遣，同时光是一封书信也未必能宽慰他，反而使他徒增一些凄楚与惆怅。
东坡本想缓一缓再去信，谁料李琮又给自己来了书信。东坡自觉愧疚，同时将王天常论西南边事的言论详细地告诉了李琮。正是这次回信，竟展示出了东坡先生不容忽视的军事才能。
苏东坡给李琮的回信中，系统阐明了对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作战策略。
此时，任梓州路转运副使的李琮正在为如何平定西南战乱而头疼。当时的历史背景是，一年前，泸州的少数民族首领乞第叛变。元丰四年春，朝廷出兵讨伐，屡遭挫败。
而年幼时曾随父亲平叛的王天常，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比较了解，在年初时曾向苏轼讲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格局和平乱策略，只是这位晚辈实在太没文化，很多军事思想缺乏系统梳理，经常词不达意，苏轼帮他整理思路，并形成了文字。
综合王天常的观点，苏轼认为，要想平乱，最重要的是两点：
一是必须要利用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，争取到当地其他部落的支持，尽量在当地招募士兵，避免从其他地区调兵长途奔袭。
二是避免长途转运粮草，而要用很长时间利用当地资源储备战略物资。按照苏轼的意思，可以先行休兵，以两年为限，派专人到当地以非官方的身份购买战略物资，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大大减轻了运输成本。
这两点整合到一起，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可执行战略：先积粮于安溪寨，亦以诸夷为先锋，以嘉、戎、泸、渝四州召募人继之，可以一举而荡灭也。
翻译成直白的一句话就是：找个地方屯粮，再招募当地士兵作战。
可以看出，东坡先生的战略逻辑非常明确，那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长途作战，宜以近兵战之。
苏东坡此信寄出后，史料没有记载李琮采纳与否，但北宋在酝酿了几个月后，才再次发动西南讨夷平乱战争，宋军中有大量少数民族士兵，这与苏东坡信中观点不谋而合。
李廌（字方叔）给东坡写来了信，信中对于老师极度的关切，这让东坡先生大为感动。对这位被誉为有“万人敌”之才的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后生，东坡自然是另眼看待的。
这年的夏季十倍于往年的溽热，东坡先生在黄州这种上晒下蒸的环境里，难受的只剩下喘气而已。他回信说，首先对李廌的那种闭门著书、与人唱和的日子表示羡慕。然后就是劝李廌备战秋试，并鼓励他一定能高中前三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