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东坡先生在承天寺中庭月色下散步的那位张怀民，此人字梦得，一字偓佺。
元丰六年三月，张怀民也被贬谪黄州，与苏东坡的境况相同。他们结识后，因气味相投而成为好友，交往极为密切。
这年的十月十二日，东坡先生往张怀民暂住的承天寺与之一起赏月，写下了著名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一文。十一月，张怀民在其新居西南筑亭，以观览长江胜景。苏轼钦佩张怀民的气度，为其所建的亭起名为“快哉亭”，并赠其《水调歌头》。苏辙亦作了《黄州快哉亭记》。
“堪笑兰台公子，未解庄生天籁，刚道有雌雄。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”这首《水调歌头》成了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。
该词熔写景、抒情和议论于一炉，表现了苏东坡身处逆境，泰然处之，大气凛然的精神世界，在艺术构思和结构上，具有波澜起伏、跌宕多姿、大开大合、大起大落的特点，充分体现了苏词雄奇奔放的风格。
黄州通判孟震（字仰之）将要致仕归乡，苏东坡从光州太守曹九章的书信里早就听说老孟人人称“孟君子”。
在苏东坡与孟震此后的交往中，东坡先生也感受到这位郓城人不愧于这个称号。
当时的“京东狂人”、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，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的时候，发现了石介和孔直温以前有书信往来。于是，夏竦想起了以前石介针对自己种种不满，于是便借此事大做文章，说石介根本没有死，，实际上是往北逃到了契丹胡人那里去了。
宋仁宗听了夏竦的话，不由得大发雷霆，便立即下诏将石介的儿子流放到了江淮，由地方加以管制，不能自由行动。
孟震与石介虽是世交，却从不认识韩魏公，但还是写信给韩魏公为石介的后人辩解。最终在韩魏公上书朝廷的影响下，朝廷终于不再追究石介的后人了。
孟震救过的人很多，大家都很敬仰他。
孟震的厅檐下有一泉眼，水质清冽，大旱也不会枯竭，东坡先生将其命名为“君子泉”，还为之作了记文。苏东坡把苏辙撰写的《君子泉铭》书写下来，准备刻石，但孟震不想被名声所累。
于是，苏东坡就在这篇书写好的记文后题了跋，赠给了孟震。
杨耆秀才从蜀来访，苏东坡知道这位学子家里甚贫，于是召集了自己的几位朋友一起喝酒。在席间，东坡先生号召大家每人都给杨耆秀才捐款五百钱。
到了冬至，苏东坡得到黄冈县主簙段屿所赠的一方歙砚，就回赠了自己的一幅字。
段屿从京城代写书信的人那里得到的这方风字砚，下面刻着：
祥符己酉，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，故名僧今休之手琢也。
东坡先生不知今休是哪位僧人，只知道禅月、贾休都是信州人，不知他们是不是兄弟。
除了这方砚，东坡先生近日里还为孔平仲得龙尾砚作了砚铭。
题完砚铭，苏东坡又为张梦得书写了《昆阳城赋》，还在怀素的书法后题了跋。
元丰六年五月，徐君猷赴湖南上任，杨寀（字君素）接替黄州太守之职。像前两任“君太守”一样，杨君素对苏东坡关怀有加，在临皋亭南面为苏东坡建了三间大瓦房，苏东坡将其取名为“南堂”，这便是苏东坡在黄州除定慧院、临皋亭、东坡雪堂外的第四处住所。
十一月，徐君猷卒于湖南任上，苏东坡为了悼念亡友，作《祭徐君猷文》和《徐君猷挽词》，表达对徐君猷的无尽哀思。
苏东坡和徐君猷的好友、黄州安国寺僧首继连和尚怀念徐君猷，特地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聚会的安国寺竹林间的小亭子取个名字，并题名留念。
苏东坡觉得自来黄州后，时时得到徐君猷的关照，而且徐君猷奉行顺应自然、清静无为的执政理念，从不迁怒百姓，百姓也不会违背他，从不苛责官员，官员也没有欺瞒他，虽然没有显赫的名声，但他离去之后老百姓都会十分怀念他，于是将竹间亭取名为“遗爱亭”。
当时苏东坡的同乡好友巢谷来黄州探望苏东坡，苏东坡把巢谷介绍给徐君猷，徐君猷让巢谷为遗爱亭写一篇记文。苏东坡认为巢谷文采有限，又是个漂泊在外的人，对徐君猷不很了解，于是代巢谷写了一篇《遗爱亭记》，追忆与徐君猷频频交游安国寺竹间亭的点点滴滴。
对于徐君猷的后事，苏东坡无法前去料理，只有给徐君猷的弟弟徐大正（字得之）去了几封信，详细地商议了怎样妥当地处理后事的相关事宜。
新任太守杨寀与通判张公规邀请苏东坡一起游览安国寺，在席间三人谈论了养生方面的问题。东坡先生认为，养生的其他方面都还办，就是人的情欲难以去除。
张公规道，当年的苏武在匈奴吃雪吃毡，背上被踏出了血，也不说一句屈服的话，可以算是明白了生死的界限了。可最终还是与胡女苟且生了孩子。苏武在困窘的北海边尚且如此，何况闻名这些生活在花花世界的俗人呢？